“五四”运动前后，新文化运动在中国大地兴起，一些进步报刊开始介绍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但只是翻译部分章节或片断，尚没有完整的中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问世。

　　戴季陶早年留学日本，参加同盟会，奉孙中山之命在上海创办《星期评论》。他在日本时购买了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曾试图将它译成中文，后来感到有一定难度而放弃。而今打算请人译出，就在《星期评论》上连载，但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，便请党内同志、《民国日报》主编邵力子物色推荐，并提出了翻译此书的三个条件：一是熟识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学说；二是精通德、英、日三种外语中的一种；三是有相当水平的语言文学素养。邵力子想到了浙江同乡陈望道，于是推荐给戴季陶。

　　1920年3月，陈望道接到了上海《民国日报》主编邵力子来信，大意谓《星期评论》主持人戴季陶，约请他去沪上相商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事。

　　陈望道留日时就读过日文版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与信仰欣然应承。戴季陶提供了日文本《共产党宣言》，为达精确翻译，陈望道请陈独秀出面，从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处借来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英文本，以资对照。

　　随后，陈望道回到浙江义乌县城西分水塘村老家，开始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。虑及浙江在军阀统治下，民生不安，常有乡长保长警察之类下乡乱闯捞油水，故翻译《共产党宣言》务须绝对保密。陈望道把翻译处设在矮小僻静的柴房里，里边放两条板凳，搁上一块铺板当作写字台。白天靠着窗口透进来的亮光，或默读日文本，或挥笔书写，或对照英文本，晚上封闭窗口，点上煤油灯继续。

　　一天，陈望道的母亲送来粽子给儿子当点心充饥，外加一碟红糖。过了一阵，母亲来取碗筷，惊奇地发现儿子满嘴乌黑，红糖却原封未动。老人家爱怜又带几分生气：“吃完啦，这糖甜不甜呀？”陈望道仍浑然不觉，头也不抬：“甜，真甜。”

　　经历了一个多月，至4月底，陈望道完成了《共产党宣言》的翻译。

　　1920年8月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，共有8位成员，陈望道是其中之一。小组成立后的任务之一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，重要一项，便是出版《共产党宣言》。正巧5月间共产国际代表维金斯基来上海，与陈独秀等筹谋创建中国共产党，还带来了一大笔款资。经由陈独秀的争取，维金斯基用共产国际经费，印制《共产党宣言》。

　　8月中旬，中译本《共产党宣言》1000册印成，很快售尽。至1926年5月，社会主义研究社印行的《共产党宣言》多至17版，更有难以计数的“盗版”，成为名副其实在国内影响最大的共产主义学说经典著作。